5月27日，我们合美博士餐叙第四期在合美堂（河仁楼401室）成功举办。本期演讲的嘉宾是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前学术主任、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古德曼（David Goodman）教授，他围绕他早年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以及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十分精彩的演讲。本次餐叙由我们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范可教授主持。 
活动一开场，范可教授首先对古德曼教授进行了介绍，古德曼教授是一位十分有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范可教授希望大家能够从古德曼教授对中国社会的独到思考以及严谨的治学方法中学到从事学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接着范可教授便隆重请出了本期演讲嘉宾——古德曼教授为大家带来演讲。
古德曼教授首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早年的学习生活经历，特别是他在中国的经历。古德曼教授在其学生时期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有志于从事中国研究。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他不能够来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只能够通过阅读报纸来了解中国。随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古德曼教授进入北京大学从事研究和学习。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他多次去四川、贵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古德曼教授对于自己在中国丰富的经历的讲述，引起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极大的兴趣。
随后古德曼教授介绍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已被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正式接收的学术文章Locating China’s Middle Classes: So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Party-state。在这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古德曼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张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他提出中产阶级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市民化的重要力量，还是消除特权和贫困的重要推动力。在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分析的时候，古德曼教授强调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接着，他用几张图片将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形象地展示出来。最后，古德曼教授指出在中国当前环境下中产阶级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其自身的范围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中产本身的定义也是学界一大争论热点，总的来说，管理阶层和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等）肯定属于中产阶层，但企业家属不属于中产阶层，则迟迟没有定论，许多政治学背景的学者觉得，中产阶层中的企业家们是推动政治体系变化最有力的群体，如Barrington Moore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古德曼教授认为，这一点在中国并不成立。在中国，由于国情不同，共产党政府在私人经济界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将近四分之一的私营企业实际上下属于国营 企业，更有许多私营企业实际是国有私有混合制。2007年的一项沿海地区调查显示，51%的受访企业家曾在国有部门工作过，19%曾经是干部。几乎所有受 访者都强调，他们需要保证自己在“体制内”，于是企业家在日常管理时做出的决定往往是基于政治和社会考虑，而非单纯的经济考虑。
第二，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低，从官方设定的“中产目标”来看，国家对中产阶层的期望值非常高。早在2005年，官方便认为40%的劳动力将在五年内（即2010年）成为中产阶层。到了2007年，国家更是希望全中国人口的55%在2020年成为中产阶层。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有点期望值过高了：毕竟，在2013 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按购买力（PPP）来算依旧不到一万美元（美国为五万，英国为三万七美元）。所以纯从收入来计算，中国离全民中产，乃至“半民”中产，也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第三，受国家的影响比较大，中国的中产阶层，包括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大多都和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党和政府或对这些群体关注密切（如律师），或积极解决群体提出的经济待遇问题（如教师的购房补贴），并致力将这些群体内的人员纳入体制之中，于是，就教师和律师这两个群体来说，尽管他们可能呼吁政改，并密切关注公民权利、收入公平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其实并不会反对现有的政治体系。
对于古德曼教授所讲的内容，范可教授作了简要总结，并且从他的视角对古德曼教授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延伸和补充。在座的老师和博士生也就自己的研究兴趣与古德曼教授做了深入交流。
由于时间的限制，本期合美博士餐叙不得不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之中圆满收场。古德曼教授亲和的态度以及对于当地中国社会独到的思考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相信在场的同学们一定可以从古德曼教授的讲座中得到启发和思考。
必威·BETWAY研一郝小帅供稿；教师郭未供图
古德曼教授首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早年的学习生活经历，特别是他在中国的经历。古德曼教授在其学生时期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有志于从事中国研究。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他不能够来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只能够通过阅读报纸来了解中国。随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古德曼教授进入北京大学从事研究和学习。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他多次去四川、贵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古德曼教授对于自己在中国丰富的经历的讲述，引起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极大的兴趣。
随后古德曼教授介绍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已被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正式接收的学术文章Locating China’s Middle Classes: So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Party-state。在这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古德曼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张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他提出中产阶级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市民化的重要力量，还是消除特权和贫困的重要推动力。在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分析的时候，古德曼教授强调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接着，他用几张图片将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形象地展示出来。最后，古德曼教授指出在中国当前环境下中产阶级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其自身的范围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中产本身的定义也是学界一大争论热点，总的来说，管理阶层和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等）肯定属于中产阶层，但企业家属不属于中产阶层，则迟迟没有定论，许多政治学背景的学者觉得，中产阶层中的企业家们是推动政治体系变化最有力的群体，如Barrington Moore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古德曼教授认为，这一点在中国并不成立。在中国，由于国情不同，共产党政府在私人经济界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将近四分之一的私营企业实际上下属于国营 企业，更有许多私营企业实际是国有私有混合制。2007年的一项沿海地区调查显示，51%的受访企业家曾在国有部门工作过，19%曾经是干部。几乎所有受 访者都强调，他们需要保证自己在“体制内”，于是企业家在日常管理时做出的决定往往是基于政治和社会考虑，而非单纯的经济考虑。
第二，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低，从官方设定的“中产目标”来看，国家对中产阶层的期望值非常高。早在2005年，官方便认为40%的劳动力将在五年内（即2010年）成为中产阶层。到了2007年，国家更是希望全中国人口的55%在2020年成为中产阶层。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有点期望值过高了：毕竟，在2013 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按购买力（PPP）来算依旧不到一万美元（美国为五万，英国为三万七美元）。所以纯从收入来计算，中国离全民中产，乃至“半民”中产，也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第三，受国家的影响比较大，中国的中产阶层，包括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大多都和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党和政府或对这些群体关注密切（如律师），或积极解决群体提出的经济待遇问题（如教师的购房补贴），并致力将这些群体内的人员纳入体制之中，于是，就教师和律师这两个群体来说，尽管他们可能呼吁政改，并密切关注公民权利、收入公平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其实并不会反对现有的政治体系。
对于古德曼教授所讲的内容，范可教授作了简要总结，并且从他的视角对古德曼教授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延伸和补充。在座的老师和博士生也就自己的研究兴趣与古德曼教授做了深入交流。
由于时间的限制，本期合美博士餐叙不得不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之中圆满收场。古德曼教授亲和的态度以及对于当地中国社会独到的思考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相信在场的同学们一定可以从古德曼教授的讲座中得到启发和思考。
必威·BETWAY研一郝小帅供稿；教师郭未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