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下午四时，本学期第二期谋思谈如约在院楼324举办。本次谋思谈由我们社会人类学研究所邵京教授主持、社会学系贺晓星教授主讲。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杨德睿老师、褚建芳老师、杨渝东老师和所里的硕士博士都参加了本次谋思谈。
贺晓星教授通过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两个幽默段子揭示出了中国语言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言文分离”现象。以此为引子，贺老师道出了社会学（尤其是教育社会学）通常使用的深度访谈方法与中国作为一个象形文字国家的内在不适应性。他认为深度访谈只是为了深入了解言文一致的世界——西方的世界而开发出来的一种调查工具。然而这样一种本该是地方世界的治学态度或调查技术却成为了带有世界普遍意义的追求真理的代名词。他认为对这一涉及权力-知识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更深刻的知识社会学反思。深度访谈来自“音声中心”的西方世界，而试图在言文分离而且表意优先的汉语世界里扎根，这一扎根现象本身又为反思“文化霸权”、“音声帝国主义”等问题提供了可能。
针对贺老师的精彩演讲，邵老师提出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在由语言转为文字以后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所以贺老师需要强调的不是有和无的关系，而是程度多少的关系。另外，在贺老师演讲的基础上邵老师还提出不光是要探寻深度访谈在不同文化中所呈现形式的差异性，更要拷问深度访谈这个方法论本身，因为我们集体承认深度访谈得来的资料是对的、可接受的这个事实本身呈现的就是一个方法论的帝国主义。褚老师则从自身的研究经验出发，提出贺老师对“音声帝国主义”强调得有些过分了，以致于解释起来变得有些牵强，甚至这种牵强把本应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给强制拆分了。他还就贺老师在“表意文字”中所涉及的“意义”的定义和“意义的载体”等问题提出了质疑。杨德睿老师则系统地梳理了贺老师的研究进路，认为按着贺老师的进路来做这个研究的话必须要重视引入一些具有比较性的“事例”来论证，否则整个研究都太容易被反例推翻。此外，杨渝东老师也根据其自身在韩国的研究经历和自身使用方言的经历提出了他的观点和看法。对于这些评论与质疑，贺老师都作出了非常精彩的回应。老师之间思想的针锋相对更是给在座的所有同学上了非常精彩的一课！
（人类学研一陈祥）
贺晓星教授通过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两个幽默段子揭示出了中国语言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言文分离”现象。以此为引子，贺老师道出了社会学（尤其是教育社会学）通常使用的深度访谈方法与中国作为一个象形文字国家的内在不适应性。他认为深度访谈只是为了深入了解言文一致的世界——西方的世界而开发出来的一种调查工具。然而这样一种本该是地方世界的治学态度或调查技术却成为了带有世界普遍意义的追求真理的代名词。他认为对这一涉及权力-知识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更深刻的知识社会学反思。深度访谈来自“音声中心”的西方世界，而试图在言文分离而且表意优先的汉语世界里扎根，这一扎根现象本身又为反思“文化霸权”、“音声帝国主义”等问题提供了可能。
针对贺老师的精彩演讲，邵老师提出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在由语言转为文字以后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所以贺老师需要强调的不是有和无的关系，而是程度多少的关系。另外，在贺老师演讲的基础上邵老师还提出不光是要探寻深度访谈在不同文化中所呈现形式的差异性，更要拷问深度访谈这个方法论本身，因为我们集体承认深度访谈得来的资料是对的、可接受的这个事实本身呈现的就是一个方法论的帝国主义。褚老师则从自身的研究经验出发，提出贺老师对“音声帝国主义”强调得有些过分了，以致于解释起来变得有些牵强，甚至这种牵强把本应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给强制拆分了。他还就贺老师在“表意文字”中所涉及的“意义”的定义和“意义的载体”等问题提出了质疑。杨德睿老师则系统地梳理了贺老师的研究进路，认为按着贺老师的进路来做这个研究的话必须要重视引入一些具有比较性的“事例”来论证，否则整个研究都太容易被反例推翻。此外，杨渝东老师也根据其自身在韩国的研究经历和自身使用方言的经历提出了他的观点和看法。对于这些评论与质疑，贺老师都作出了非常精彩的回应。老师之间思想的针锋相对更是给在座的所有同学上了非常精彩的一课！
